四川三星堆遺址的每一次考古發掘，總能在驚艷眾人的同時，又讓人感到深深的困惑。
繼1986年三星堆首次發現1號、2號兩個器物埋葬坑后，202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兩坑之間接連發現3至8號坑，除了此前已知的象牙以及造型夸張、怪異的青銅器外，2022年6月14日從7號坑出土的「鎮坑之寶」龜背形網格器尤為引人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龜背形網格器」并不是這件文物的本名，由于出土至今沒有任何可供參考的文字印證，所以，考古工作者根據這件出土物的外形描述暫時命名如上。
一類是尊、盤、璧、人像等青銅器，經研究，三星堆青銅器工藝與中原殷商青銅器鑄造工藝相同，沒有不同于同時期商文化銅器的工藝出現，鑄造青銅器的合金比例也與江西新干大洋洲殷商時期墓葬銅容器合金比例雷同。
另一類則是權杖、黃金面具等金箔器物，這些器物在中原地區乃至長江流域都極為罕見，反倒是和兩河流域烏魯克文化頭像覆蓋金箔的手法相同。至于三星堆青銅神樹，也在西亞蘇美爾文明的烏爾王陵出土過類似的東西。
可以說，在「龜背形網格器」出土之前，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基本都能找到同期可供參照的工藝或同類物。許宏教授曾說過：「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銅器的造型感到怪異，那是由于我們的視野狹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發現超出了我們既有的認知范疇」。
不過，「龜背形網格器」顯然不是任何西方文明的產物，但同樣，在包括殷墟在內的諸多夏商周考古遺址中，也沒有找到任何與「龜背形網格器」相近似的東西。
所以，如果能解開「龜背形網格器」之謎，那麼將有助于我們弄清楚三星堆文明和三星堆人的來龍去脈。
根據已知的考古發掘信息顯示，「龜背形網格器」外形為青銅材質的形似龜甲一樣的橢圓網格狀，其中一側還有類似合頁、插銷的開關可以打開扣合，同時附帶有四個青銅龍頭把手和兩三根青銅飄帶。
在龜甲青銅器之內，鎖閉著一塊大小形狀相合的玉石，并分別發現了黃金和絲綢殘留物，說明當時的三星堆人把他們所能獲得的最珍貴的東西全都包裹在了這件器物上。
可以確信的是，這件被三星堆人精心保護的器物，處處體現的都是華夏文化因素：龍、玉、絲綢、龜甲……，完全可以排除西來的可能。
在眾多網友評論調侃這是古代的燒烤架時，有一位網友卻貼出了《竹書紀年》中的一段記載：「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
「龜甲、白玉、黃金、青繩」，《竹書紀年》中對堯舜禪讓時的河圖洛書的描述，不正與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相吻合嗎？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被公認為是堯都平陽所在地，根據何駑博士對陶寺出土的王者大墓木桿對照日影長度的實驗結論，堯時一尺約等于人的橈骨和尺骨的長度，也就是25厘米左右。
而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周長約為236厘米，同樣剛好符合其「廣九尺」的描述。
顯然，網友在評論區的留言似乎讓我們找到了龜背形網格器的真相。
但另一個問題來了，三星堆文化的時間跨度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到商末周初，也就是公元前1680年到前1046年左右，而堯舜生活的年代，則在夏朝之前。
如果我們把以夏朝為標尺，把堯舜生活年代定在夏朝之前，也就是公元前21世紀，那麼從堯舜到三星堆時期，中間間隔了至少400年。如果我們以陶寺文化的起始為標尺，那麼堯生活的年代則在公元前2300年，與三星堆文化之間間隔多達600余年。
事實上，三星堆雖然常被歸總為「古蜀」文明，但其自身的卻呈現出濃郁的夏文化特征。比如，三星堆出土了帶有二里頭二期文化風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牙璋、戈、圭等典型器物。
特別是牙璋作為昔日夏朝的祭祀禮器，在殷商時期走向衰落之時，卻在三星堆完整地傳承和保留下來，而且三星堆人還用更為貴重的銅和金箔鑄造出了全新材質的牙璋，并繼續作為祭祀重器使用。
三星堆人對牙璋的使用已上升到祭祀和信仰層面，超出了一般文化交流或貿易所能帶來的影響，故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員杜金鵬曾推測「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時，由遷入成都地區的夏遺民，與當地土著居民相結合所創造的一種新型文化遺存。」
如果在夏朝滅亡時，的確有夏遺民進入蜀地的話，那麼作為昔日王權交接象征物的龜背形網格器被舜傳給禹，又被禹后人帶入蜀地，似乎也就順理成章了。
從甲骨文中屢屢出現的「伐蜀」、「至蜀」等占卜文字，以及商末周初時，遠在西南的蜀卻跋涉千里也要參與周武王的伐紂聯軍來看，蜀人和商朝有著某種難以化解的仇怨。
當然，龜背形網格器究竟是不是堯時期的產物，後來被三星堆人獲得，這僅僅是個推測，還沒有實錘的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