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在安徽蚌埠淮上區雙墩村，考古發現了一座距今7300多年的上古遺址，該遺址出土了眾多的陶器、石器、蚌器、骨器等文物，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發現了一批刻符，數量高達630個之多，史學界稱之為「雙墩刻符」。

按照西方學者對文明標準的定義，文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然而，一直以來西方學者不承認包括雙墩刻符在內的上古刻符屬于文字，認為中國文字始于商代盤庚遷殷之后的甲骨文，中華文明史只有3300余年。那麼，雙墩刻符是不是一種文字，在中國文字演化過程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雙墩刻符多數刻在隱蔽部位

在考古發現的上古遺址中，雙墩遺址發現的刻符數量最多，其他賈湖遺址、半坡遺址、莊橋墳遺址、青墩遺址等只有少量刻符。更重要的是，與其他遺址的刻符相比，雙墩刻符的刻畫位置明顯不同。

雙墩刻符的載體主要是陶碗、缽、杯等，但大多沒有刻畫在顯眼的位置，而往往是相對隱蔽的位置，比如內外底部等。

如果刻在顯眼的位置，那麼可以說是裝飾；但刻在隱蔽的位置，只能說明它不是用來裝飾的，而應該具有特殊的意義與用途。

雙墩刻符出現在侯家寨遺址

安徽滁州定遠縣，距離雙墩遺址大約80公里，考古發現「侯家寨遺址」，與雙墩遺址大致同期。該遺址面積不大，只有3萬平方公尺，出土了一些陶器等，但讓人意外的是發現了一些雙墩遺址的刻符。

蚌埠市博物館副研究員徐大立指出：「雙墩刻劃符號在定遠侯家寨遺址也有發現，同一符號在不同遺址內出現，說明在一定范圍內已有固定形態的符號得到認同并使用，具備文字社會性的特點。」

除了侯家寨遺址之外，在安徽宣城績溪縣石子山遺址、江蘇鎮江句容丁沙地遺址等里面，也發現了部分雙墩刻符。因此，只能說明雙墩刻符是一定地域范圍氏族群落之間表達特定含義的記錄符號。

雙墩刻符已能「連字成句」

能夠「連字成句」，則反映出其背后應該有一套文字系統。雙墩刻符中，在某種程度上說已經能夠「連字成句」了。

雙墩刻符可以分為表意、戳記、計數三大類，主要用以記錄雙墩先民的生產生活、宗教、藝術等活動，因此雙墩刻符猶如一座史前「檔案館」。其中，表意的符合涉及日月、山川、動植物等寫實類，狩獵、捕魚、網鳥、種植等生產類。

這些刻畫符號簡潔、生動、形象，已經具有了文字書寫的基本特點。更重要的是，有的刻符是單個，有的是兩個，有的是多個組合，同一個符號常被多次使用，構成形式多樣，以此表達了相對完整的意義，且構成越復雜，表達的意義越豐富。

蚌埠市博物館副研究員徐大立指出：「刻劃符號出現了兩種及兩種以上的符號組合，并有主紋與地紋的區別，表達了相對完整的意思，顯現出語段文字特點。」

雙墩刻符與中國文字的形成

雙墩刻符與甲骨文到底是什麼關系，如今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雙墩刻符對甲骨文、對中國文字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部分刻符與甲骨文可能存在直接的傳承關系（見上圖）。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張居中指出：「雙墩刻符對甲骨文的形成產生很大影響，對漢字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從造字方法上來說，雙墩刻符具備了象形、指事、會意三大造字方法，占了漢字「六書」的一半。比雙墩遺址晚了3500多年的甲骨文，具備了「六書」造字法。因此從時間上看，甲骨文極有可能受到雙墩刻符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可能不只是體現在文字繼承上，而是還有造字方法的繼承上。

關于造字法在漢字發展中的重要性，筆者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甲骨文中只有4000多個文字，但三國時《廣雅》收字18150個，北宋《類編》收錄的漢字達到33190個，從商代到三國相距1500余年，與宋代相距2500余年，文字數量卻增加了近5—10倍。後來文字數量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就在于甲骨文已經健全了造字方法，后人只需要按照前人的方法造字而已。

如今，對于雙墩刻符，公認的論斷是「處于文字起源發展的語段文字階段，已經具備了原始文字的性質」。也就是說，雙墩刻符比甲骨文早了將近4000年，將中國文字史前推到了7300年前，比蘇美爾、古埃及文字出現得要更早。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如此證據放在眼前，西方學者卻并不承認，始終認為中國只有3300余年的文字史。究其原因，固然存在一些客觀原因，比如漢字與字母文字演化道路的不同，用字母文字的標準來判斷漢字起源自然難免存在誤判，但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偏見，其中一個原因是如果承認雙墩刻符是文字，那麼豈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出現在中國，豈不可能是中國文字影響了蘇美爾、古埃及等文字的產生，乃至影響了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