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正好是全國各省的大計之年，江蘇省武進知縣和常熟知縣在考核中被列為一等卓異。按照定例，凡列大計卓異者會進入吏部的晉升程序，就是要升官了。
最終兩個知縣都獲得了提拔，武進知縣升任寧都直隸州知州，常熟知縣升任浙江嘉興府通判。
從這兩個案例中可以看出，清代的知縣在晉升過程中，是有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同樣是七品知縣，武進知縣一躍成為正五品的知州；而常熟知縣卻僅僅得了一個正六品的通判，差距不可謂不大。
那麼，正常情況下，外省知縣如果晉升一般都會升任什麼崗位呢？晉升過程中又是以什麼標準進行衡量的？
御史在以往的文章多次提到，清代的知縣升任難度極高，大部分一輩子都無法得到提升。這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不局限于為官的政績，還包括出身、政治背景、崗位繁簡，以及個人原因。
不過，每三年一次的大計考核中，總會有少數的幸運兒脫穎而出，他們的仕途前程也將發生重大的轉折。只是清代對知縣晉升的門檻定得比較高，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出身
出身簡單理解就是官員的學歷，有正途異途之別。正常情況下，進士出身的知縣比較容易得到上司的尊重和賞識，更容易獲得提拔；舉人、貢生、監生一類的正途出身者，上不上下不下，除非是政績十分突出者，才有可能得到晉升。
以捐納入仕之知縣，在升遷過程中會遇到很多阻礙，朝廷在很多崗位上對捐納者就有諸多的限制，加上官場之上向來看重正途、異途之分，這類知縣多為同僚所輕視，在仕途上很難有突破。
其二、俸滿、卓異
清代對地方官的升遷有一個硬性規定，就是俸滿。知縣按照不同的地域被封為腹缺、苗疆缺、煙瘴缺、沿海缺、沿河缺等等，每個缺的任期是不同的。
如中原省份的知縣任期為五年，而邊疆省份的知縣為三年，凡是到了大計之年，只有俸滿的知縣，才有資格獲得卓異。任期不夠的，必須俸滿之后，才會進入正式的銓選程序。
其三、政績
按說，官員升遷調補最主要的衡量標準應該是政績，而封建時代，錢糧、刑名兩項又是政績考核的核心內容。
按清代考核標準，作為基層的知縣，只要任期內賦稅無拖欠、府庫無虧空，地方上也沒有出現久拖不決的刑案，那麼就算是合格。
但是政績這個事比較虛，錢糧、刑名很好界定，但是上司往往會雞蛋里挑骨頭，隨意抓到一個小辮子，就足以斷送一個知縣的前程。因而，知縣政績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以上司喜好為標準的。
只有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知縣才有可能獲得提拔，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知縣提拔分兩種情況： 一是從簡缺調至繁缺，二是崗位、品級上發生變化。
清代的官制應該是歷朝歷代最成熟的，每一個崗位應該升任什麼職務都有明確的規定。
按例，知縣升遷例升六部主事、都察院都事、都察院經歷、大理寺左右評事、太常寺博士、中書科中書、通政司經歷、通政司知事、鑾儀衛經歷、京縣知縣、外府同知、直隸州知州、散州知州、外府通判。
賬面上看，知縣能夠升任的崗位還不少，然而從乾隆時期開始，知縣到京師任職的路基本已經被堵死了。
此前，朝廷制定了一個「 知縣行取」的政策，即地方上干得好的知縣，由地方督撫舉薦、吏部審核，然后帶領引見，授予六部主事等職。
乾隆繼位后不久，認為知縣行取于政事并無補益，下旨廢除了這一政策，此后知縣只能在地方上各崗位上晉升。
算下來，乾隆之后只有京縣知縣、外府同知、通判、直隸州知州、散州知州這幾個崗位可以選擇。
京縣知縣還是太少了，除了盛京地區外，只有大興、宛平二縣。更多情況下，知縣升遷還是以知州、同知、通判為主。
從品級的角度而言，知縣為正七品，在他之上的從六品崗位中，僅有州同。州同不分直隸州還是散州，是知州的佐貳官，但是這個職務是專人專用的。
從康熙中期開始，就規定各直隸州、散州之州同，例由舉人除授。就是說全國的州同，清一色都是舉人出身，這是朝廷為了照顧落榜舉子而出台的一個措施。
關鍵是，州同雖然為從六品官比知縣略高，但畢竟是佐貳官，知縣雖小卻是正印官，讓知縣升任州同顯然不符合常理。
有讀者會說，同知、通判也是知府的佐貳，知縣為何就能提拔到這兩個崗位上呢？
同知是正五品官、通判是正六品官，這與州同拉開了差距。此外，同知、通判名義上是佐貳，實際上大部分府的同知、通判都是被外派到某一個行政區域單獨辦公的。
所謂的單獨行政區域，即指清代特有的「廳」，廳的級別和州是一樣的，只是最高長官不稱知廳，而是以同知、通判為行政長官。
除了廳之外，漕運、河道兩個系統也設管糧同知、管糧通判或管河同知、管河通判。這一類專職管，主要負責一個府的漕糧和河道，政治地位一點也不低。
開篇所講的武進和常熟兩個知縣，之所以晉升的崗位不同，一來是武進知縣是四字最要缺，且是首縣；而常熟縣為三字要缺也非首縣，故而在晉升的過程中會多少會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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