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給我們的「刻板印象」就是，搞武不行搞文有一手。
但正是這樣一個武力匱乏的朝代， 卻在400多次起義的滅國危機中屹立不倒。
被外族輪番羞辱的宋朝，是如何平定如此多次的內亂呢？
據史書記載，宋朝在位近320年時間里，竟然發生過433次農民起義，平均每年就有1次左右。這頻率之高，在歷代王朝中也屬罕見。
但是宋朝不像其他朝代，掌握了強大的武力，與農民起義軍實力對比沒有那麼懸殊。可即便如此，起義還是屢屢失敗，這主要歸根于宋朝的政策方針。
宋太祖趙匡胤，本人就是出身武將，通過陳橋兵變奪取了帝位。
自己是怎麼當上皇帝的，同樣也怕手下的人重演歷史。所以他上台后，為避免類似事件重演，他一杯酒卸去了眾將領的兵權。
此外，趙匡胤提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針，這使得讀書人和地主階級基本站在朝廷一邊。
他們瞧不起起義軍的粗魯，視為敗類，寧可支持皇權。
起義軍想取得最后勝利，需要這些精英階層的協助，提供智囊團隊、戰略指導等。但他們的口號顯然與精英利益格格不入，很難獲得這層人的擁護。
此外，這些鄉紳本身也有很大的地方影響力，如此一來，起義軍就失去了重要的輿論支持，也很難壯大實力。
可以說，起義軍的立場與訴求，已注定其難以爭取關鍵階層的支持。這削弱了他們與朝廷的實力對比。
宋朝朝廷對起義軍采取靈活應對，而不單純武力鎮壓。
很多起義者，本質上是為了活命。面對朝廷送來的官職和錢財，他們往往也會動心， 宋朝手握充裕財力，這種懷柔策略屢試不爽。
具體來看，朝廷會先采取武力鎮壓的辦法。他們調動位于附近的官兵，對起義進行圍剿。很多起義軍缺乏組織，難以抵擋官軍的攻擊，不得不四散奔逃。
起義軍一旦遭受失敗，朝廷就對茍存者進行懷柔政策。他們派出使者，向起義首領送去金銀和官職，承諾只要投降，便可安置妥當，退休榮華富貴。
起義領袖往往會心動，命令起義軍解散。
對于普通起義者，朝廷也給予寬大處理。他們可以在交出武器后返回家園，恢復正常生活。
起義者們本就是為了改善生活而反抗，現在生存已無憂慮，他們也就自動散去，起義陷入瓦解。
而即使有些起義分子鋌而走險，仍然聚集殘部繼續反抗，也難以構成大的威脅。
這種策略也恰恰體現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利用。起義軍內部存在著階級分化，不同人參與起義的動機也不盡相同。
朝廷正是抓住這一點，通過有力的打擊和懷柔措施，最終讓起義四分五裂，失去抗爭的力量。
所以，宋朝朝廷對起義的應對策略，也是其能屹立3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患的存在削弱了百姓對起義的支持。
不同于其他朝代，宋朝自建國起就處在強敵環伺之中。北方的契丹、西夏和金國，都是他們憂心忡忡的強敵。
邊境頻繁遭到侵擾，深受戰亂之苦。此時起義爆發，百姓面臨一個選擇：支持起義軍，或支持朝廷對付外患。
他們更傾向于后者。
因為起義軍力量有限，難以擊退強敵；而只有讓朝廷專心對外，國家才有生存希望。
尤其是北宋中期，金國崛起取代了遼國，成為宋朝心腹大患。金軍不僅占據燕云十六州，還一度迫使北宋皇室南遷。
這讓北方百姓對金國充滿仇視，他們期盼朝廷北伐恢復失地。任何影響國家團結的力量，如起義軍，都會遭到北方百姓的敵視。
他們把起義視為分裂國力、破壞北伐的行為，這也削弱了起義獲得民心的可能。
南宋時期，外患對民心的影響更為明顯。
隨著蒙古軍隊對南宋作戰步步緊逼，百姓愈發傾向團結對外。他們把起義軍視為妨礙抗金的害群之馬。
北宋時GDP總量曾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江南地區因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富甲一方。宋朝還積極發展對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通達東南亞各國。
經濟高度發達，提供了充裕財力招撫人心，起義軍也更容易滿足于安穩生活。
另一方面，經濟發達也改善了一定程度的民生，減輕了部分農民的反抗動機。
他們也更愿意通過正常渠道獲得利益，而不是通過起義走上反抗之路。
正因如此，起義反復出現，卻始終無法推翻這個看似衰弱的王朝。宋朝為后人留下了一個歷史難題，也成為難得的一個特例。
盡管宋朝內部難以被顛覆，但外患終究置其于死地。金兵的入侵終結了北宋的統治，蒙古騎兵的鐵蹄也毀滅了南宋。
歷史終有定數。 一個朝代要長治久安，光依靠對內的穩固是不夠的，同樣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對外自保。
宋朝在這一點上失敗了，最終只能任人宰割。
回顧歷史，我們既要汲取宋朝安內制造反的寶貴經驗，也不能忘記強軍這個基本法則。
只有兩者兼顧，國家才能在動蕩多變的世界立足。歷史的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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