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前代經驗的大明，為何還是一步步走向軍閥化亂局？

2023/11/12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的末期，往往會涌現各路軍閥。演義小說中津津樂道的東漢末年各路諸侯、隋末群雄、唐末藩鎮，都是其中代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于元末亂世，定基業于南京，正是趁著元末軍閥各自為政，才能先后順利掃平陳友諒、張士誠，接著北伐逐元，消滅殘元軍閥王保保主力，坐穩江山。在此背景下，朱元璋自然是不愿意重蹈前元覆轍。

明太祖坐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無錢無兵，難成氣候

當然，比起唐末軍閥，元末軍閥也是小巫見大巫了。見識過「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的宋太祖，為了根絕軍閥，也是動了一番腦筋。要想防止軍閥的誕生，首先就要斷絕軍閥的根基，一是兵，二是錢，三是地。對于軍閥的將領來說，是「槍在手，跟我走」，對于軍閥的士兵來說，則是「跟著你，有肉吃」。軍閥的「肉」從哪里來？在農業社會，自然是土地。當一個將領，手下擁有聽命于自己的軍隊，又有占據的土地以及整個地域的財政大權，他就擁有了成為軍閥的潛質，反或不反，往往是一念之間。也就是如電視劇台詞中所說的，「反不反不重要，重要的是隨時能反」。除此以外，萬一真有人鋌而走險，割據一方，還要有一直強力的中央軍，用于平叛。為此，宋太祖趙匡胤開出的藥方是在控制財政的基礎上「兵將分離」「強干弱枝」，宋太宗進一步「以文制武」，使得宋代極少有軍閥產生。

有了前代的經驗，朱元璋在一統天下后，對軍權進行了分割。將軍隊的財權、練兵權、指揮權徹底剝離開來，對武將和文臣進行牽制。所謂「蒞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蒞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具體而言，財政權歸六部。兵部負責將領俸祿的發放，而戶部負責軍費、軍需的籌措以及物資倉儲，軍器則由工部制造。「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于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明初一衛5600人，平時除了日常的軍事訓練外，就是屯田，其軍事權限僅僅在于防守。都司衛所，并無調兵之權。而調兵之權，也就是指揮權，明初則在總兵官。「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洪武年間，朱元璋就以大將徐達為北平鎮守總兵官，負責對殘元軍隊的征伐。

明代都司衛所的層級。來源/郭紅、于翠艷《明代都司衛所制度與軍管型政區》，《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所以，我們來假設一下，你是一個洪武年間的武將，邊境有警，朱元璋決定讓你領兵出征。首先，兵部庫司負責統計軍器與軍士所需鹽糧等后勤物資，交予工部、戶部，工部、戶部征集經費物資后，再交給兵部。同時，朱元璋賜予你將印，命令你調動北部幾個衛所的士兵隨你出征。你帶著士兵和物資完成了任務，這個時候，你的朋黨因為卷入了某起案件被下了獄。你擔心受牽連，考慮要不要謀反。這個時候，你發現，你的物資就這麼些，打完仗以后就沒剩多少了，上哪兒去籌？地方上肯定不買賬，如果要搶，還得面對當地衛所的軍隊；再看看士兵，這些兵都是從別的衛所調來的，皆有軍籍，老婆孩子還在衛所里，讓他們謀反，誰愿意呢？真反了，恐怕也沒有戰勝京軍的把握。

「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夜巡」銅牌。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然而，熟悉明史的讀者都知道，到了明末，即使中央的權威仍在，但軍隊已經不可避免地軍閥化了，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人逃地并，京軍無力

明末軍閥，并不是突然誕生的，而是明代軍制逐漸演變，甚至說是崩壞的結果。

首先，就是衛所制的崩壞，使得朱元璋設計的軍制，失去了依存的根基。《明史·兵志》言，明初軍制有唐府兵「遺意」。此處指的是兵農合一的制度，唐代府兵，平時耕種，戰時征集，既保證了戰斗力，又不違農時，保證了農業生產。明代衛所制則是與軍屯緊密結合的。明代士兵劃定軍籍，入軍籍后世代為兵。除了軍事，還要負責耕種。萬歷《大明會典》記載「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沖緩為差。」

朱元璋將衛所制與屯田結合，并不是簡單為了增加軍糧供應。要維持明王朝的統治，那麼必須保證土地盡量不被豪族侵占，軍隊更要忠于皇帝。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一舉兩得呢？朱元璋開出的藥方就是結合軍戶制度的軍事屯田。一方面，軍事屯田保證了軍糧供應，同時也意味著軍糧不需要依靠農民來供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助于國家恢復經濟；另一方面，世襲的軍戶制度，保證了擁有一定基數的人口，被綁定在軍屯上，永遠從事軍屯勞作。兩者的結合，意味著國家通過軍事屯田，使得大量土地以軍用之名直接掌握在朝廷手中，既減少了土地兼并的風險，也增強了農業收入，而世襲的軍戶制度，保障了這些土地有人耕種，從而保障土地、勞動力和軍隊都掌握在皇帝手中。這一制度的設計是高明的，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崩潰得要比想象的快。朱元璋設計的衛所制度，其還是要有一個存在的基礎條件，就是人力的使用限度。地可以劃撥，但是人力是有限的。如果沒有靖難之役，這套制度尚能運行得久一些。然而，隨著靖難之役以朱棣的勝利告終，大明遷都北京，營造北京城，疏浚大運河，以及五次北征，調動了大批軍士，或跟隨征戰，或從事工程徭役。大批軍士不堪重負，逃離衛所。明軍逐漸也走向了募兵制。如明中期最著名的戚家軍，就是招募而來的，并非是從衛所中產生。而軍屯土地則漸漸被官僚豪紳侵占，軍糧供應更是逐步減少。因此，對于大明王朝而言，衛所及其附屬的軍屯失敗，意味著人地兩失。不僅失去了對兵源的控制，也失去了重要的糧食來源。

屯田的逐漸失效，使得明軍的軍餉逐漸由實物變為銀錢，也就是由本色變為折色。原本，糧餉發放的是糧食，那麼至少可以保障吃得飽。當人口流失，土地兼并后，留下的駐軍，也很難吃的飽了。原本明政府用開中法吸引鹽商在邊境種地，用糧食來換取鹽引。但在弘治年間，朝廷將向邊地運糧換鹽引，改為向京師運錢換取鹽引，至此邊境上鹽商的民屯、商屯紛紛廢棄。明軍只能用銀錢來購買糧食，可是糧食稀少，糧價飛漲，明軍一點可憐的銀錢還要被上級貪污，到手的軍餉不僅吃不飽，還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同時也意味著，誰能發錢發糧，就能招募軍隊。

二是明軍中央軍實力的減弱。朱元璋與朱棣，都重視京軍的戰斗力，朱元璋有親軍十二衛，朱棣更是將天子親軍增至七十二衛，其中又以步騎配合的「五軍營」、起兵精銳「三千營」和操習火器的「神機營」最為精銳。「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里，樵采其中。三大營之制如此。」除此以外，還有山東、河南等處衛所，派兵輪流入京宿衛，即京操班軍。但正統年間，「土木之難，京軍沒幾盡。」景泰時期，于謙為了重塑京師軍隊的戰斗力，從京師軍隊中挑選十萬精兵，分為十團營。英宗復辟后曾廢除團營，成化帝即位后又將其恢復，此后團營作為京軍主力一直持續到嘉靖年間，嘉靖以后，京軍編制屢次更改，但戰斗力已經大大下降。究其原因，則是成化以后諸帝，常常役使京軍進行工程建設，兵員缺少訓練且不斷減少，加上選將不當，常以紈绔子弟執掌京軍，更以宦官總督團營，使得京軍戰斗力不斷削弱。到了嘉靖年間，俺答汗兵臨北京，京軍士兵竟然「皆流涕不敢前」。京軍戰斗力一蹶不振，此后張居正改革雖然短暫提升了京軍實力，但萬歷以后，京軍戰力羸弱已成不可挽回之勢，邊軍強于京軍，使得京軍已無威懾力可言。

第三，也是明軍軍閥化的直接原因，那就是明軍指揮體系的崩潰，無法對下屬軍隊進行有效管控。明朝初年，明軍的分權主要是在五軍都督府與兵部之間。但是很快，明廷就將文官與宦官都安插進了地方軍隊，文官常以巡撫提督軍務，宦官則作為監軍。如明景泰至弘治年間，以收復河套聞名的名將王越，實際并沒有武職，而是以巡撫身份，屢立戰功，最后以文官身份成為明代首任三邊總制，以軍功獲封「威寧伯」。又如宣德年間，太監郭敬就以鎮守太監的身份與總兵鄭亨共同鎮守大同。

明「九宮長隨」牙牌。這件牙牌是明朝的內官「長隨」出入宮禁的通行證。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武官、文官、太監，三者共同執掌軍權，尤其是文官與太監對武官的監督與制衡，自然是為了防止地方軍隊的軍閥化。歷代都通過監察體系牽制行政體系。最著名的就是漢武帝把全國分為十三刺史部，分派刺史，監察天下，漢靈帝時期改刺史為州牧。但這麼做的前提是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一旦中央集權削弱了，這種做法就會對朝廷形成反噬。如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之后，正是由州牧攫取了一州大權，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天下秩序大亂。

因此在明政府的中央權威仍在時，這種體系不僅沒有削弱明政府的統治，反而加強了明政府對地方的治理。而且盡管巡撫、總督（由總制所改）已經成為實際上的地方軍政長官，但并不算正式的官職，只是臨時官職，也不具備割據一方的實力。但萬歷以后，東北有女真政權，關內流民四起，無論是女真軍隊還是流民義軍，對明朝的軍事威脅都不再局限于一省，因此，明朝又新設了一個職位：督師。督師以閣臣或兵部尚書等充任，賜上方劍，于重要軍事全權督理軍務，其權力在總督、巡撫之上。督師本身并未成為軍閥，明末最著名的督師如袁崇煥、孫承宗、孫傳庭、楊嗣昌都稱得上是忠臣，洪承疇被俘之前，也無謀反之意。但督師制度的形成，實際上意味著明軍原本的指揮體系已經無法滿足平亂的需求，而督師所「督」的各路軍隊，眼看著大明王朝終于走向了軍閥化。

《入蹕圖》卷中的明代騎兵形象。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兵強馬壯，恣意妄為

明代兵制的崩壞，加上與后金與農民軍的連年征戰，最終使得軍閥勢力再度崛起。諸多總兵，起身行伍，因緣際會，成為手握重兵、割據一方的軍閥。明末軍閥的崛起，是與指揮體系的崩潰直接相關的，而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左良玉與楊嗣昌。

明代背劍帶釉俑。此俑造型生動，栩栩如生，反映了明代百姓崇尚習武的風俗。來源/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從結果來看，左良玉堪稱最為跋扈的明末軍閥，其晚年竟然掌握著八十萬軍隊，雄踞楚地，臨死之前，還試圖帶兵前往福王政權所在的南京「勤王」。左良玉的從軍生涯，是明軍軍閥化的生動案例。左良玉少年時即失去雙親，由叔父撫養長大，雖然目不識丁，但是為人驍勇善戰，富有智謀且善于安撫士卒，因此從軍以來頗有戰功。左良玉先是在遼東從軍，後來，隨著明軍在遼東的敗退，左良玉率兵駐扎在昌平，昌平兵成為其起家的資本。起義軍攻入河南后，朝廷急調左良玉率昌平兵入河南救援。當時河南久經戰亂，明軍對于善于奔襲的起義軍左支右絀，疲于應付，左良玉帶來的這支援兵，成為河南明軍的重要軍力。左良玉初入河南，受到河南巡撫的節制，此時左良玉算得上是兢兢業業，為朝廷屢立戰功。

但是起義軍并未被消滅，反而愈演愈烈。畢竟起義軍的制造者就是大明朝廷，不能解決愈演愈烈的社會矛盾，起義軍的人數只會越來越多。而天資聰穎，頗有智謀的左良玉很快就發現了「義軍是殺不完」的這個道理。因此到了崇禎七年，因為戰爭形勢的變化，左良玉開始露出了軍閥的苗頭。崇禎七年之前，明軍與義軍之間還算得上是打得有來有往，在軍事上還占據優勢。但自崇禎七年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陜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卻在車廂峽中計放走起義軍后，形勢就發生了惡化。起義軍善于機動作戰，又善于籌措糧草，「賊每營數萬，兵番進，皆因糧宿飽；我兵寡備多，饋餉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明軍既缺少糧餉，也缺乏騎兵，野戰缺乏勝算，各路明軍干脆扼守要地，而不主動出擊。左良玉此時一改之前受督撫節制的態度，不僅不聽督撫命令，還消極迎戰，招降納叛，擴充自己的實力。重兵在手后，左良玉愈加跋扈，更是常常縱兵劫掠。誰是「賊」，誰是「兵」，真是難以言說。

因左良玉手握重兵，又頗有戰力，朝廷對此也無能為力。左良玉先后違反應天巡撫張國維、總理軍務熊文燦的軍令，卻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懲罰。崇禎十二年，負責整個「剿賊」事業的楊嗣昌來到湖廣，統帥左良玉等部明軍。左良玉此時雖然不把楊嗣昌當回事，但還是屢次殺敗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部隊，自己還受封太子太保。但楊嗣昌缺少忠心于自己的軍隊，面對不聽調令的左良玉，一方面上奏保其為平賊將軍，另一方面又企圖以賀人龍取代左良玉，并對賀人龍許下承諾，由其取代左良玉平賊將軍之位。但是在瑪瑙山之戰后，楊嗣昌還是將功勞給了左良玉。賀人龍一氣之下，將楊希望自己取代左良玉的消息告訴了左，結果兩人都對楊嗣昌的命令置若罔聞。此后楊嗣昌更加無力調度左良玉部，起義軍正是利用這一點，在河南殺死福王，在湖廣殺死襄王，楊嗣昌悲憤之下絕食而亡。

賜楊嗣昌詩碑，明思宗朱由檢撰并草書。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

囂張跋扈的左良玉為各路心懷不軌的明軍將領樹立了「榜樣」，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左良玉這樣的軍閥。畢竟不是每個督師都是楊嗣昌。出賣楊嗣昌的賀人龍，也學著左良玉避敵自保，充實實力，卻在崇禎十五年，被當時的三邊總督、後來的督師孫傳庭斬殺。

除了左良玉、賀人龍這樣在與起義軍作戰過程中產生的軍閥，在與后金軍作戰的過程中，明軍也不可避免的軍閥化了，其中就以毛文龍最為著名。毛文龍的經歷也頗為傳奇，作為杭州人，卻投軍東北，成為李成梁麾下將領，在明軍東北一路敗退的背景下，率偏師二百余人占據皮島，屢次襲擊后金后方，掣肘其軍事行動，多有牽制之功，一路加官晉爵。與此同時，毛文龍也日益驕傲，多次謊報戰功，要求賞賜。另一方面，毛文龍還在皮島進行走私貿易，儼然將皮島經營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袁崇煥督師遼東，毛文龍不聽節制，更拒絕了袁崇煥對其軍中加派監軍的建議，被袁崇煥偽造皇帝詔書殺死。但無論是賀人龍還是毛文龍，雖然最終都被「輕易」斬殺，但是從明軍處理二人的過程看，其都是具備相當的實力的。賀人龍與毛文龍，都是被誘殺的，孫傳庭在赴任途中散播「饒恕」賀人龍的言語，再邀請賀人龍共商大事，趁其不備，將其捕獲殺死。袁崇煥更是在殺毛文龍的前一天，還在與其「把酒言歡」。而賀、毛二人死后，其部隊都或多或少進行了反叛，也坐實其「隨時可以反」的罪名。

從洪武到崇禎，明軍從一支令行禁止的王者之師，到軍閥林立的「亡國之軍」，其所代表的，并不只是軍隊的崩壞，更是整個大明朝廷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