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中原老牌諸侯后勁乏力，位于江浙的吳越乘勢而起，乃至一度威震中原，成為了春秋霸主。
按照傳統歷史解讀，商周時江浙屬于蠻荒之地，當地部落被視為「蠻夷」。隨著中原文明的擴散，以及晉楚分別扶持吳越，就是晉國扶持吳國疲楚、楚國扶持越國對抗吳國，由此讓吳越迅速崛起。
然而，被猜測會是下一個「三星堆」的浙江毘（pí）山遺址表明，吳越興起固然與中原文明有關，但更有自身的歷史淵源，并非是在極度落后中吸收中原文明而興起的。與此同時，毘山遺址的出土，或許呼應了「泰伯奔吳」的歷史。
毘山遺址位于浙江湖州吳興區八里店鎮毘山村，是一處新石器時代至周朝時期的遺址，1957年發現，2004年初步挖掘，2013年以來大規模考古，至今還遠沒有揭開毘山遺址的真面貌。然而，僅以當下考古發現來看，已經非常驚人了，乃至被認為可能是下一個「三星堆」。
相關介紹顯示：毘山遺址發現寬達15米的人工河，大面積的居住建筑遺跡，還有一個3400平米的「地標」建筑，遺址占地面積在百萬平米左右，還有青銅禮器殘片、燒灼過的龜甲、玉琮、玉璧等數百件，是浙江地區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晚商時期聚落。（下圖，卜骨）
其中，相關標本的碳14測年數據，集中于公元前1250—前1000年，即商朝中晚期到西周早期時，毘山先民是江浙一帶的霸主。
更為重要的是，毘山遺址與三星堆同屬晚商時期，三星堆驚艷世界，專家認為「毘山遺址曾經存在規模宏大、社會組織復雜的部落酋邦或方國」，或會成為下一個三星堆。著名商周考古學家、良渚博物院院長徐天進：「我對毘山和下菰城‘耿耿于懷’，浙江先秦考古會有一個爆發點。我一直覺得在那個區域有可能會有三星堆那樣的發現」。
不過，三星堆與重鬼神、重祭祀的商文化類似，毘山遺址更世俗化、實用化，比如青銅器主要是鋤頭、斧子、矛、鏃等工具或兵器。
毘山遺址的出現，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因為該遺址可以把很多歷史串聯起來，從而更符合歷史邏輯。
首先，蘇南浙北地區先后出現過河姆渡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上海馬橋文化等，說明此地文化一直在傳承，按理說應有夏商時期的重大遺址。因此，毘山遺址的出現，填補了良渚文化與吳越興起之間的空白。
其次，毘山先民擁有強大的實力，當周人準備剪商時，或許也曾有過聯絡毘山勢力，而這可能引發「泰伯奔吳」。史書記載，泰伯奔吳終點是無錫，毘山遺址所在的湖州與無錫、蘇州隔太湖相望，兩者距離如此之近，兩者之間就不可能沒有交集。
第三，蘇州澄湖遺址出土過四個成熟的良渚文字（其中兩個字在甲骨文中出現過），說明良渚先民已用文字，毘山先民也應該已有文字。既然如此，吳越之吳的地名，始于山西或陜西一帶，還是吳地「原產」？
第四，毘山遺址表明，周代吳越并非蠻荒之地，早已進入國家形態，早已掌握尖端科技——青銅技術，越王勾踐劍的背后有著漫長的積累，吳越國的興起并非無本之木。換言之，吳越已有深厚的積累，只是在中原文明的推動下，最終在春秋晚期迎來了一次大爆發。
當然，毘山遺址是不是引發泰伯奔吳的原因之一，以及該遺址屬于吳國的前身「勾吳」，還是越國的前身「于越」等，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最后，關于本文話題，還有三點值得一談：
首先，對于夏商周時期的中華文明，傳統視角集中在中原地區，其他地區往往被忽略，或者簡單的表述為「蠻荒」、「蠻夷」，但三星堆的出土，說明在中原之外還有發達的文明，而毘山遺址的出現，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商周之際的中國，除了中原地區的商朝殷墟，僅以長江流域來說，上游有四川三星堆、中游有湖北盤龍城與江西吳城，都是璀璨奪目的青銅文明，但長江下游卻長期「低調」，毘山遺址的出現，無疑填補了區域空白。
第三，與西方考古往往「有果無因」不同，中國歷史傳承有序、脈絡分明，河姆渡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毘山遺址、吳或越國，顯然存在傳承關系，有始有終、有傳有承。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遺址展現了社會文明不斷進步，符合社會進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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